從一張草圖開始從一張草圖開始

一先去現場，再拿起筆

很多人想像中的藝術家，是關在工作室裡等靈感。但做大型裝置，第一步通常是出門。作品會放在哪裡？誰每天經過？那裡白天和晚上長得一樣嗎？風從哪個方向來？這些問題，往往比「要做什麼造型」更早被提出來。

日本新潟的「大地藝術祭」是很好的例子。這個從 2000 年開始、每三年舉辦一次的藝術祭，作品散落在越後妻有一帶的梯田、村落、空屋和廢校裡。官方介紹寫著，藝術家會先研究每一個地點，再和當地居民一起工作；藝術祭的核心想法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這片多雪、世代種稻的土地，本身就是靈感。

費城公共藝術協會（Association for Public Art）也說，公共藝術沒有固定的長相，真正定義它的，是「怎麼做、放在哪裡、代表什麼意思」三件事加在一起。換句話說，同一個造型放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在基地現場，設計者常會帶著這樣一張問題清單：

• 誰會經過這裡？他們是趕路，還是會停下來？
• 白天、黃昏和深夜，這裡的光線和人潮各是什麼樣子？
• 風從哪裡來？會不會積水、反光，或曬到發燙？
• 這個地方有什麼故事、什麼記憶，是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
• 作品完成之後，誰來照顧它？

二先聽故事：作品要替誰說話

公共空間計畫（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的辛西亞・尼基丁（Cynthia Nikitin）在一篇談公共藝術的文章裡，回應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公共藝術從構想、挑選到製作，為什麼住在附近的人很少有機會參與？她的看法是，越早請社區一起參與設計，作品就越可能對居民產生意義。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 Forecast Public Art，把這件事做成了一套方法：用說故事、快閃活動、現場圖像紀錄，邀請不同背景的人一起描繪他們想要的地方，再把這些意見放進作品和計畫裡。理由很單純：在那裡生活、工作的人，本來就應該參與決定那個地方的樣子。

台灣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也把這件事寫進了規定：經費超過新臺幣兩百萬元的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要說明基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公共藝術的理念，還要附上「民眾參與計畫」。

陳凱森藝術團隊 2024 年在台中沙鹿完成的《臺中印象》，就是一個看得見的例子。它屬於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沙鹿檔案庫房大樓的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依照工作室公開的作品說明，這件作品要由下往上讀：底部是建築物的全名，往上是一個「檔案上傳」的圖示，象徵這棟大樓替城市保存建管資料；牆面上半部，則用天際線剪影畫出台中的市容和知名景點。

同一個計畫裡，團隊在 2024 年 2 月 24 日辦了一場「憶起畫臺中」彩繪壁畫工作坊，邀請鹿峰國小的學生、家長和社區民眾一起畫壁畫，在動手的過程中認識基地的特色，也認識公共藝術是什麼。一棟存放檔案的大樓，因此多了一段屬於附近居民的記憶。

三草圖、模型，和「尺度」的祕密

英國雕塑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e）有個習慣：先在手裡捏一個小小的模型，再一步步放大成矗立在戶外的巨大雕塑。泰特美術館的研究專文提到，摩爾說自己看著那些手掌大的小模型時，心裡感覺到的就是真實的尺寸；對他來說，「尺度」是作品內在的氣勢，和實際有幾公尺不是同一件事。

但放大從來不是單純的影印放大。一件 1938 年、長約 33 公分的鉛製小模型，到了 1984 年被放大成約 9 公尺長的玻璃纖維大作。摩爾很清楚，形體變大之後看起來會不一樣，所以他會在放大的過程中不斷調整，盡量留住最初腦海裡的那個感覺。

今天的工具變多了，精神卻很像。以巨大網狀纖維雕塑聞名的藝術家珍妮特・艾克曼（Janet Echelman）說過，她的作品還是從手繪開始，接著才做成全彩的 3D 模型；她的團隊甚至花了大約十年，開發能模擬每一條線、每一個結的軟體，算出它們的粗細、硬度和重量，以及在重力和風裡會怎麼動。在布里斯本、紐約、上海等地都有據點的藝術製作公司 UAP，則會把概念做成 3D 模型，放進擬真算圖或 AR、VR 的情境裡，先在虛擬世界「擺擺看」，確認位置、比例和材質，才送進工廠。

1. 一一條線筆記本上的塗鴉，先抓住一種感覺：它是飛翔的、站立的、守護的，還是擁抱的。
2. 二一句話把概念說成一句話：為什麼是這裡？為什麼是這個形狀？說不清楚，通常代表還沒想清楚。
3. 三一個模型做成小模型或 3D 模型，讓所有人對著同一個畫面討論。
4. 四放回現場把模型合成到基地照片裡，或用 AR 站在現場看比例：太大會壓迫，太小會被忽略。
5. 五打樣測試顏色在大太陽下、燈光在夜裡、材料淋了雨，各會變成什麼樣子？
6. 六回頭修改結構、預算和維護的意見回來後，再修一次。通常不只一次。

四提案與徵選：一群人一起做決定

大型作品很少由藝術家一個人說了算。在費城公共藝術協會的描述裡，一件公共藝術從提案到完工，身邊總圍著一大群人：出點子、畫圖的人，住在附近的人，地方上說得上話的人，還有負責審查、出錢和施工的單位，彼此你來我往地磨合。協會也坦白承認，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本來就不可能有一件作品討好每一個人。

Forecast Public Art 介紹過他們協助業主「選藝術家」的流程：先釐清這件作品想達成什麼，再公開徵求藝術家的資格；入圍的幾位藝術家針對基地提出量身打造的方案，最後在由業主和合作單位組成的評選會上簡報。

芝加哥千禧公園的《雲門》（Cloud Gate），也是經過評選才誕生的。工程顧問公司 Penspen 整理的資料指出，當年的評選有三十多位藝術家參與，最後選中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的方案；預算一開始估計約 600 萬美元，2004 年公園開幕時增加到 1,150 萬美元，2006 年完工時總額來到 2,300 萬美元，全部來自個人和企業的捐款。大型作品的設計，常常是一邊在現實裡長大、一邊被重新估算的。

五好的設計，常常是被限制逼出來的

很多人以為限制會讓作品變得無聊，但在大型裝置的世界裡，限制往往就是作品形狀的來源。

艾克曼的纖維雕塑掛在城市上空，必須先通過電腦模擬的風力測試，才拿得到建築許可。《Architectural Record》在 2014 年的報導裡寫到，她在加拿大溫哥華那件長約 227 公尺的繩網作品，真正決定設計的不是它有多重，而是它會「兜住」多少風，這取決於網子的面積。工程師給出重量和受力的上限，她就在這些條件裡調整網目的疏密，讓造型和安全同時成立。

英國的《北方天使》（Angel of the North）也有類似的故事。結構顧問奧雅納（Arup）的專案說明提到，團隊原本打算把天使的腳踝做粗一點來增加穩定，後來是負責製作的鋼構廠提出另一個辦法：加強身上的鋼肋，讓風力順著肋條傳到基礎，腳踝因此可以保持纖細的比例。設計、結構和製作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作品反而更好看了。

除了風，還有預算、工期和維護。台灣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經費超過兩百萬元的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裡要附上至少十年的管理維護計畫和經費規劃。所以設計的時候就得想好：燈壞了怎麼換？表面髒了怎麼洗？維修的人要從哪裡上去？這些問題，最好在畫第一張圖的時候就放在心上。

六一句話的力量

設計走到最後，常常會回到一個很單純的問題：這件作品，可以用一句話說清楚嗎？

看《守望鶯歌》的名字，你大概就懂了一半：一隻站在陶博館前的大鳥，替這座小鎮守望。好的名字和概念，會讓第一次遇見它的人，不用讀說明牌也能感覺到它想說什麼；也會讓參與製作的每一個人，在每一個決定上都朝同一個方向走。

從一條線開始，經過現場、故事、模型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草圖終於變成一套可以施工的圖。下一步，它得先學會面對真正的天氣：風、雨、烈日，還有颱風。